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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被数字异化的突击式节能减排

2010/9/20/10:50来源:腾讯

    2010年是“十一五”完成降低能耗20%指标的最后一年。为了完成任务,多个省市以“拉闸限电”的手段,突击冲刺“十一五”降耗目标,甚至殃及居民用电。这种“大跃进”式的节能降耗到底能带来什么效果?这一阵风刮过之后,能耗真的就能降下来吗?

    主持人:吴晓锋《法治周末》

    对话人:肖国兴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能源法专家

    主持人:各地为了突击完成“十一五”计划的降低能耗指标,不惜采用强制手段,甚至连居民用电也被限制。如此一来,或许数字达标了,但这种被人为异化的数字,不过是为了应付检查的弄虚作假,对节能降耗并没有实际意义。

    肖国兴:“拉闸限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相反有其必然性。这是政府强制节能减排的典型形态。政府发动、启动并主导的节能降耗在中国已经有四十余年历史,从节能管理到节能监察尽管有行政方式的改变,财政激励的加入,政府强制始终是节能降耗的决定因素。

    鉴于“十五”规划节能降耗指标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将其确定为约束性指标,且层层分解下达,签订军令状。如今大限来临,指标从效力变为实效,行政问责箭在弦上。“拉闸限电”能直接限制能源消费,为了完成指标,避免承担责任,政府肯定会采用。其实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政府经常采用这种手段,如“上大压小”等。只是“拉闸限电”让人感觉急功近利,“上大压小”让人感觉顾全大局罢了。

    从节能管理条例到节约能源法及其修订,行之有效的节能管理与监察,以及财政激励被固化升级为制度,“拉闸限电”、“上大压小”等政府强制节能降耗措施并没有入法,但是法律也没有禁止,同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也较宽泛。

    “拉闸限电”不需要支付谈判成本,政府单凭命令就能直接剥夺用户或消费者对能源的消费,且具有规模效应,对节能降耗指标的实现能立竿见影。和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相比“拉闸限电”可谓更具有行政效率。然而,“拉闸限电”不仅带来了节能降耗指标的虚假性、临时性与不安定,影响到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调整,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特别是侵害了用户及消费者的财产权益。

    主持人:真正意义上的节能降耗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关停并转等手段,将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淘汰出去,涉及到产业的更新换代,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节能降耗应该有制度性的设计安排,而不能依靠这种弄虚作假的临时措施。

    肖国兴:节能降耗是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节能降耗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本应成为政府、企业、个人的行动。然而,在中国节能降耗一直是政府的行动纲领,却没有成为用户与消费者的行动纲领。包括节约能源法在内的法律只注意到节能降耗内化成本,在外化经济方面,却忽略了节能降耗同样可能有利可,甚至赢利。其实,节能降耗的制度路径是可能通过政府管理或监管与市场交易两条路径实现。只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承认节能降耗的资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使能耗指标进行交易,如欧美的《白色证书》承载的能耗指标权利交易,可能会很容易形成节能降耗市场。在这种情景下,节能降耗不用政府强制也能实现,绩效会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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