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推出“绿色信贷”政策，今年2月接连发布“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贸易”政策，这一连串的动作，好似“连环枪”、“组合拳”，表明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进入环保部门与多个经济主管部门联手设计、配套实施的实质性操作阶段。

    环境经济政策是严峻的环境形势逼出来的。环境形势之所以严峻，除了对官员的环境考核问责制度尚未到位，还在于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人们有理由相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够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

    但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前不久总结“绿色信贷”进展时所说，环境经济政策虽然在实施中能取得阶段性、局部性成果，但与预期目标相比往往有不小的差距。

    归结起来，大的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地方保护，二是法律空白。

    事实证明，地方保护会使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双高”(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短期内能够获得巨大利益，为地方带来大量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政府对这样的项目给予重点保护，他们会千方百计干预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这样，一些违法企业和项目有了保护伞，相对也就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致使银行缺乏执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法律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不少空白，不利于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刚刚出台的“绿色保险”政策，人们担心，如果不能明确“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法律地位，一些企业可能不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强制险更是无从谈起。

    显然，不消除这两大障碍，再好的环境经济政策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消除这两大障碍，则要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党政官员环境保护的问责力度；另一方面，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中，将所有市场参与主体置身于科学合理、明确可期的法律规则之下，从而使不守规则、非法获利者受到必要的司法追究，利益受损者能借助法律手段得到及时救济，稀缺的资源能源能够通过市场得到有效配置。

    在人们对环境经济政策寄予厚望之时，环境经济政策也期待各方面力量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