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是“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又兴起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随着人均GDP达到某个程度，环境问题会迎刃而解等等。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可用资源逐渐从稀缺走向枯竭的现状，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理论上探索能够解决目前困境的途径已经十分迫切，走出末端治理范式危机的时机已经成熟。
      　　
    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末端治理范式的生态伦理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伦理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的最高目标，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且是惟一的，其他物种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循环经济范式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只是自然的享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维护和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依据“自然中心主义”和“地球中心主义”，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使用化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和环境友好消费。
      　　
    从浅生态论向深生态论的转变。末端治理范式是基于一种浅生态论，它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地依赖技术，认为技术万能。可是，一旦技术不能解救生态阈值，则束手束脚，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产生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想法。而循环经济范式是一种深生态论，它是浅生态论的扬弃。它不单单强调技术进步，而是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标本兼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所以，循环经济范式是积极、和谐的，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